相對於北京的一個中國「原則」，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帶模糊、彈性、權宜、敷衍性質，那是美國在不同時空背景之下，回應北京無本生意的勒索，而建立在一個明知是虛構的基礎上。

從老布希政府以來，美國政府對此項問題的表述，都強調「我們的一個中國政策」，這句話明顯的要與北京的「一個中國原則」有所區隔，而且這只是美國的「政策」，美國可以依不同時空環境及其國家利益，而調整、改變「政策」。

因為美國的「一中政策」是在特定時空環境，回應北京勒索而作出的權宜之計，華府並沒有把「中國」和台灣主權問題作明確的定位，以保持它運用空間。

應付北京有所調整

美國所作最明顯，也最重要的保留是它提及「一個中國」，也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但它並不指陳「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更未說「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份」。

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通常用一九七一年作為起點，並以一九七二年「上海公報」作為第一份正式文件。在此之前，美國考慮過「兩個中國」政策，但礙於蔣介石的「漢賊不兩立」，中國情勢不定及其與蔣介石同樣的你死我活立場，和美國國內對中共敵意未消，「兩國」政策未能實現。

一九七一年，尼克森為結束越戰，並利用中國與舊蘇聯的分裂，達成聯中制蘇的戰略利益，派其國家安全助理季辛吉訪問北京，提出包括陳述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一部份」的私下承諾。翌年尼克森訪問北京時，再重申這五項保証。

但在正式的「上海公報」，美方措詞便淡化，而且帶彈性。美方在「上海公報」只「認知台海兩岸所有中國人都主張中國只有一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美國對此立場不加詰難。」

據當年季辛吉中國事務助理何志立的回憶，這句話還帶玄機：初稿用的是台海兩岸「所有人」，但國務院的專家認為如此陳述不合事實，也不誠實，在最後關頭要求把「所有人」改為「所有中國人」，因為台灣「有人」並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也不認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新改的措詞還可辯稱不偏離事實。

到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五日美、中建交公報，美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並「認知中國人的立場，即中國只有一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如此措詞略有改變，已非認知「兩岸中國人」的立場，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那邊的立場。

一九八二年雷根政府被迫與北京發表「八一七公報」，重申建交公報的「認知」，並進一步表明不尋求「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政策。但雷根也向台灣提出六項保証，包括美國對台灣的主權立場並無改變。

這三項公報在小布希政府之前，被視為美國「一個中國」政策的基礎，但這個「一中」政策仍非明確，其內涵隨世局變化，和美國應付北京的勒索而有所調整。

美國的「一中」原只是「認知中國方面的立場」，但到老布希政府以後，開始變成簡化的「我們的一個中國政策」。老布希提出的「一個中國」政策定義是「我們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

對美國而言，「一個中國」政策並沒有解決台灣的主權問題，因為在三項聯合公報中，美國均強調台海的爭紛，也即北京對台灣主權的主張，應以和平方式解決。

柯林頓政府的中國政策，有所謂三支柱之說，即「一個中國」，兩岸對話，和平解決，他的國務卿克里斯多福在台海危機時更坦言，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與台海問題和平解決相關聯。意即如果中國對台灣使用武力，美國便要檢討「一個中國」政策。

外交關係只選一邊

柯林頓為應付李登輝訪美、中國對台灣飛彈威脅之後與中國的緊張情勢，公開提出所謂「三不」以增補「一個中國」政策的內涵，其中不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已超出尼克森向中國保証的範圍。

小布希政府的政策，把「一個中國」政策，定位為三項公報及台灣關係法，重申不支持台灣獨立，但又增加一條「反對中國或台灣片面改變現狀」。台灣關係法並沒有討論「一個中國」或「中國」的定義，它在法律上把台灣視同國家，但只與台灣維持非官方關係。

至於「片面改變現狀」，一般解讀是台灣「宣佈獨立」，或採取「法律獨立」的措施，及中國方面企圖以武力或脅迫手段併吞台灣。

從這些演變與調整來看，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唯一具體、明確的定義是美國在台灣與中國之間，只與一邊維持外交關係。一九七九年一月以前，美國只與中華民國維持外交關係，之後，只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維持外交關係。對布希政府而言，目前台海兩岸，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相隸屬的「現狀」符合「一個中國」政策，美國要依台灣關係法保障台灣安全，而台灣安全的唯一威脅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

利益掛帥對台不義

換言之，美國並沒有承認「中國」對台灣的「主權」，否則美國豈能協助台灣抗拒「中國」以武力、脅迫「改變現狀」，美國強調台海爭紛應由雙方和平解決，事實上就對台灣未來盡量保留可以選擇的空間。

美國維持這樣含糊、權宜、有彈性、對台灣不義的政策，基本上是因為它認為如此配套最合其利益。在雙方關係正常化初期，美國有聯中國以制蘇聯，及把中國納入國際社會的戰略利益;在中、蘇修好，並開始改革與開放後，美國與中國有經濟、貿易上的利益。

到一九九粼年代，中國經濟改革加速，美國對介入維持地區和平與安全更頻繁，華府需要中國在聯合國安理會的支持，在經濟利益外，又增加政治利益。這些因素的考量，使美國不免受到北京的勒索，「一中」政策常向北京的表述移動。

但是，這些利益也還沒有大到美國要完全接受北京勒索的層度，因為美國還有一個更重大的安全利益，也即維持東亞勢力均衡。中國雖在改革與開放，其政治體制卻仍是共產集權，民族主義掛帥，對外意圖仍難料，目前的國界現狀，維持一個美國、日本、韓國、菲律賓都歡迎的勢力均衡。如果台灣被中國併吞，微妙的均勢便被破壞，可能引起有害穩定的連鎖反應。

美國不能把台灣推向中國，破壞東亞均勢，但又受制於中國的反對及戰爭威脅，也不承認台灣是一個主權國家的現狀，於是便便含糊的置身事外，一方面保障台灣安全，另一方面堅持台海爭紛必需以和平方式解決，而不必介入中國對台灣主權的爭議。

這對美國而言是一種權宜，也是一項比較有利的選擇，因為台灣主權並非美國所有，當非美國所能解決，而美國堅持雙方和平解決，也保障台灣不會被中國強行併吞。

雖然美國一些中國通認為經過七任總統所採行的「一個中國」政策，維持台海三十幾年的和平與穩定，但是，也有人認為時移勢易，美國利益也有改變，孤立台灣二千三百萬人民並不是一個可以持久的善策，美國應重新估評「一個中國」政策。

屈從強權罔顧人權

這三十幾年的時間，情勢的最大改變莫過於蘇聯的瓦解，和台灣轉型成一個民主國家。從尼克森政府到雷根政府，美國與中國關係的最大利益在「聯中制蘇」，至少是防範中國再回到與蘇聯結盟狀態。

但蘇聯崩盤，使此項戰略利益不再，反而是中國缺少蘇聯的牽制，並向俄羅斯購買新型軍備，對地區穩定造成新威脅。

台灣民主化也動搖了美國「一個中國」政策的基礎。尼克森表述「一個中國」，讓蔣介石啞子吃黃連，有苦說不出。尼克森明知那樣說並不符合事實，國民黨政權並不是一個民主產生的政府，人民並沒有表達意見的自由，但尼克森也不願長期撐持蔣介石的獨裁戒嚴統治，他很容易藉口蔣介石也主張「一個中國」，來調整美國政策。

現在台灣成一個新的民主國家，何志立當年的說法得到証明：台灣多數人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也不認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李登輝總統任內有過台灣與中國「關係」應該是「國與國」，或「特殊國與國關係」的表述，而取代國民黨執政的陳水扁總統更明確指出台灣與中國是「一邊一國」。

美國當然知道「上海公報」的「一個中國」基礎已經不存在，而建交公報所謂認知「中國方面」，或「中國人」的立場，已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方面的立場，這種修正對台灣人民不公不義。美國受中國敲詐，實際上等於在幫中國孤立台灣，這必然引起台灣的反彈。

就道義、人權、國際社會的共同參予和穩定性而言，台灣國會全面改選已經十二年，總統直選已有八年，台灣與中華人民共同國明確是兩個不同的國家，國際社會對如此一個民主國家卻不予與承認，將之排斥在國際社會之外，這是不合慣例、不合正義的行為。

美國與國際社會屈從北京的「一個中國」承諾，任由北京解釋為國際社會承認台灣是它的一部份。共產專制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不但不尊重民主、人權承認中華民國經台灣化，仍以主權國家存在的事實，反而藉國際社會屈從而不斷增強軍備，明目張膽威脅要以武力併吞台灣，造成東亞情勢不穩定。

布希政府雖以反對「片面改變現狀」來對「一個中國」加以規範，但如此用語及其實踐，卻被拿來作為節制台灣民主發展的藉口，對台灣造成雙重傷害。美國的利益應該是反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而不應該是反對民主、人權的發展。

揚棄封建助台正名

我們可以理解美國涉及全球事務，政治上需要中國在聯合國的合作，但像反恐作戰，穩定中東局勢，保障地區穩定這些使命，也是中國切身利益所在，美國沒有理由犧牲台灣二千三百萬愛好和平之人民，尋求民主發展，參與國際社會，不與人為敵的理想。美國屈從中國，以「一個中國」約制台灣人民的期望，只有造成美國所不願見的發展。

時勢的遷移，美國應重估其日益造成危害台灣生存與發展的「一個中國」政策。美國的政策不應該隨中國的封建、非民主論調而起舞，而應就事實承認現狀，不必待「中華民國」正名，便承認它是一個主權國家，帶動其他國家承認台灣，並支持台灣進入國際組織。

冷戰時代，美國孤立中國，不讓十億人口的國家參加國際社會，是一個錯誤，現在冷戰結束，讓中國作威作福，逼國際社會孤立台灣二千三百萬人民的自由選擇，和參與國際社會的權利，那同樣是錯誤，也同樣無助於地區的和平與穩定。 .....2004-07-06【台灣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