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水扁「慢刀斬亂麻」，在防衛性公投已對他的選情造成衝擊後，才公布兩項公投題目。但這種遲來的補救，卻幸未傷及公投及民主。美國與中共反對的是「改變現狀」的公投，在沒有「改變現狀」之虞下，公投屬台灣內部民主進程與任何他國無涉，包括中國。中共若為此「武嚇」，必不為美國允許，因為中國和台灣一樣，都已委請美國擔任仲裁者，美國不反對的事，中共亦不應反對。

然而，在美國已經緩和「不」的立場後，中共仍然繼續喊「不」。這只能說是中國懼怕台灣主體，任何觸及台灣主體意識覺醒的作為，中共都反對。更重要的是，公投是直接民權的行使，代表「人民主權」的顯現，無論投什麼，結果都具盧梭所說的「總體意志」，有意識的「國民意志」會由此產生。所以中共要千方百計反對台灣公投，連沒有「改變現狀」之虞的公投也反對。自己反對之不足，中共還挑撥台商及泛藍一起反對，並利誘法國總統席哈克發言反對。

人民主權高於議會主權

民主國家元首及所謂「民主政黨」，會甘冒天下之大不韙去「反公投」，只有幾點原因，一是重利收買，二是投機無恥，三是「民主政黨」缺乏「民主」特質。席哈克顯然基於一、二點原因，部分台商及台灣在野黨則基於第三點原因。

陳水扁公布的兩項公投題目從狹義而言，確有適法性問題。但國親兩黨把公投法搞成「不能公投的公投法」，搞成立院可以發動，政院卻不能發動，他們已經違背公投精神及「主權在民」原則。連公投及「主權在民」都不尊重的人，有何資格談公投的適法性？更別說國家安全及國家大政的公投，沒有法源也照樣可以辦，「人民主權」本來就高於「議會主權」。說公投沒有法源就是「假公投」的人，不是民主白痴，就是「民主敵人」（如卡爾•波普稱「開放社會的敵人」）。

「民主敵人」立法的目的是箝制人民。國民黨以往對民主、對反對黨的立法一貫如此。即使下台近四年之後，大家也看不出國民黨已經轉型成「民主政黨」。陳水扁的兩項公投縱然有適法性問題，但台灣民眾能否認適法性問題是國親「不能公投的公投法」製造出來的嗎？要質問兩項公投的適法性，首先就該質問國親，不改變現狀且不應有適法性問題的公投，如何會變成有適法性問題的？就像朝野都同意的「核四公投」，如何會變成三二○前不能公投的？

法政府充斥投機與收買

中共為難台灣公投，有它的邪惡野心。國親為難台灣公投，要對付的又是誰呢？難道不是「人民主權」及台灣民主嗎？要反對陳水扁，值得把公投法搞成「不能公投的公投法」嗎？更過分的是，泛藍縣市長發表聯合聲明，要逼退兩項公投。他們到底知不知道這兩項公投儘管不改變現狀（不夠刺激），但它們卻足以改變人心，提高台灣主體意識，「人民主權」意識及「國民意志」，是一次有附帶收穫的「偉大的預演」，台灣將從此進入直接民權及「公投武裝」，（公投是最好的武裝）時代？

希特勒對法國崩潰吃驚

席哈克的「反公投」，情形不同。投機、無恥、收買早已是法國政治傳統。從拉法葉艦案中，舉世都看到了法國政商關係如何污穢，政治人物如何無恥。這與法國現代史，即法國大革命後兩百多年的反反覆覆及劇烈震盪是分不開的。英國、美國都先於法國而革命，美國從未回潮或復辟，英國雖有克倫威爾的獨裁及查理二世的復辟，但克倫威爾拒絕加冕，不願建立永久獨裁（實施獨裁主要是局面真正無法控制），復辟的逆流更被「光榮革命」不流血撲滅。

法國則否，共和變成恐怖屠殺，繼之拿破崙獨裁，拿破崙帝制，然後舊政權復辟，再被推翻（1830年），代之以路易•菲力，又被推翻（1848年），代之以「第二共和」，最無恥欺詐的路易•拿破崙當選總統，再發動政變，替自己黃袍加身，直到1870年普法戰爭，在全國上下一片自高自大中，法國不堪一擊，皇帝被俘，之後依次展開國防政府（另一個無恥至極的提也爾當政），「第三」、「第四」、「第五」共和。民主之曲折，在西方國家中，法國居首位。無恥政客之多（如「史上最無操守的人」大特務傅雪及路易•拿破崙、提也爾），法國也居西方首位。更不用說現代最負面的民族主義熱焰，是被拿破崙永不饜足的全方位侵略戰爭點燃的。

法國政治傳統不只無恥，而且瘋狂。在二次大戰中，法國幾乎沒有抵抗，就投降了德國。號稱歐洲「最強大陸軍」的法國如此無能，全球通史大師史塔夫里阿諾斯一語道破癥結：「叛國及懦弱」。連希特勒都對法國的迅速崩潰「大為吃驚」。更離譜的是，法國貪污腐敗的風氣遍及新聞界，莫泊桑「漂亮朋友」就是描寫法國媒體及政界的墮落。

解構席哈克的見利忘義

到廿世紀，幾乎法國所有媒體都先後被俄皇、墨索里尼及希特勒收買，義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亞（二次大戰序幕）時，法國媒體扣壓新聞，德軍入境巴黎時，「如入無人之境」，法國內閣及媒體還隨即合唱大和解（投降）。

而法國的復國，主要是靠美英之力，但戰後兩極對峙形成，法國馬上背棄美英，決定在美蘇之間混水摸魚，為此不惜唾面自乾，與德國和解。按照戴高樂自己的使命：「在我一生中，使法國偉大，是我唯一目標及最崇高目的。」但從全球史家看，他只是剛愎自用及「法國榮譽沖昏頭」。在戴高樂一意孤行的帶動下，法國思想界也為了反美而反「現代性」（因為美國是「啟蒙」及「現代性」最成功的典範），把人類心靈拯救者的哲學弄成「符號遊戲」（這就是「哲學的死亡」），把存在主義變成共產主義及毛澤東文化大革命的附庸。保羅•詹森的「現代—廿世紀史」一書曾沈痛指控，七十年代極權主義的得勢，結構主義決定論的反自由主義，人類的終極關懷被萎縮成符號烏托邦，法國政界及思想界必須負最大責任。

法國有這種無恥及瘋狂的傳統，席哈克會見利忘義，把不改變現狀的台灣公投稱為「一種侵略舉動」，「是不負責和危險的」，也就理所當然而且合乎法國「固有國情」了。

（1月28日於台北） .....2004-01-29【台灣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