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事情換另一個更客觀角度看，答案及感受往往不同。「新憲正名」正是這樣。如果提出「新憲」的一方不是採「否定」（全盤推翻）舊憲的態度，而是以「與時俱進」「適合現況」為訴求，來自國內國外，特別是美中二方的反應，原本不致如此激烈。同樣，如果「正名」是為了易於辨識，避免混浠，而不是「去中華民國化」（宣稱中華民國已消失），來自各方的阻力及反彈也不會如此大。

「民親合」起頭難

中庸是政治上非常重要的原則，在「補偏救弊」上格外重要。新中間路線就是一種中庸。它不是老古董，不專指某一路線，而指調和求進，從僵化、膠著甚至失敗之處重新出發的務實態度，也就是「理想重要，一步一步達成理想更重要」。新中間路線在西方被左派罵成「被背叛的革命」，但連蘇聯東歐共黨政權都已崩潰了，還有什麼「革命」可言？同理，如果「新憲正名」徒有理想，卻一事無成，而調和求進的新中間路線卻可完成部分理想，那台灣人基本教義派又何必罵它「背叛」？

立委選後，很多人都認清了「朝小野大」的事實，為免權力空轉及對立繼續，國會穩定多數的「最小獲勝」原則被積極推行。「民親合」代表這種新局。而對於從無朝野合作經驗，連民主運作都為時短暫的台灣，雙方的互動並非易事（這就是「凡事起頭難」）。例如親民黨即有人要求執政黨兼全國最大政黨的民進黨，放棄台獨自決黨綱，無視黨的基本信仰（對自己負責）與黨的公共理性（對國民負責）並不衝突。

親民黨的要求當然不符中庸原則，毋寧說是一種「黨國」遺習。如果照這種要求，歐洲的「左右共治」、「左右（基民黨與社會黨）聯合」根本不可能了，多黨政治也根本不可能了，有的僅是「兩極政治」（統獨對幹、族群對幹、資產階級無產階級對幹）。而「兩極政治」，實際就是意識形態政治，是革命的另一種偽裝，是「我可以這樣想、這樣主張，你不可這樣想、這樣主張」的政治。「兩極政治」一定會埋葬民主。這不但大多數台灣人無法接受，3年後將施行的「單一選區兩票制」也必定凶多吉少，形成更大的「兩極對抗」。

兩極政治埋葬民主

因此，結論是，對「兩極政治」積習難改的朝野雙方，都有學習中庸必要。中庸就是讓自己更客觀，情願「退而求其次」，承認自己的主觀願望及意志自由之外，還有他人的相對願望及相對自由，要讓自己的理想實現，一定要他人同意或至少不予阻撓。政黨合作如此，兩岸和解如此，「新憲正名」也如此。

朝野要學中庸精神

中庸對民主政治的價值早已有目共睹，在國家存續上的價值同樣成果昭著。歷史上最成功的例子就是東羅馬（拜占庭帝國）。很多人以為羅馬「東征西討」，是軍事國家。其實東羅馬之長壽（有史以來最長壽的帝國），正在於奉行中庸政策，依靠精確情報及正確對外反應，備戰而盡量不求戰，情願用「嚇阻戰略」來代替「四面出擊」（看看台灣藍綠之間打了多少無謂而僅會升高統獨、族群對立的「口水戰」），「戰略」及「戰術」這兩個名詞就是源自東羅馬。當西羅馬因為好戰（引來蠻族入侵）而亡國後，處於東西方交界「四戰之區」的東羅馬，居然還繁榮了1000年！

「新憲正名」有其正當性及迫切性，如果能學習東羅馬的中庸精神，阻力及反彈即會減至最小。因為如同托馬斯•庫恩指出的，現有典範（類似中華民國南京憲法）的「危機」早已出現，舊典範無法適應新情況，懷疑、檢驗及創新必然在舊典範引起危機後出現，新舊之爭亦必隨後展開。由於習慣及惰性使許多人不願放棄舊信仰，「典範不是認識而是信仰。因而從舊典範到新典範的轉換，不是共同體認識的深化，而是信仰的轉移。」「放棄舊典範與接受新典範總是同時發生。如果只放棄舊典範，而不建立新典範，就等於拋棄科學。因此科學革命不僅是破壞也是建設，是破壞與建設的統一」。

庫恩的「典範轉移」（即科學革命）同樣適用於政治。庫恩就承認，他是從政治革命的相似性中，得出科學革命構想。「典範轉移」理論正可為台灣的「新憲正名」提供有用參考：一、舊信仰必須仰賴「說服」、「爭取」，才能擴大新典範基礎，而非強求對方改變。二、不能只要求放棄舊典範，而不提供可為最大多數人接受的新典範，否則就等於拋棄憲法。新憲與舊憲之間必須是「破壞與建設的統一」，而不能只有破壞或建設。

新憲正名要高瞻遠矚

台灣的「新憲正名」對於全國同胞，就像「哥白尼式」（對托勒密）、「愛因斯坦式」（對牛頓）革命，要把南京憲法改為台灣憲法，其「典範轉移」意義確實無比巨大。唯其如此，大家才該更加珍惜，更高瞻遠矚，更有耐心，更富彈性。例如只要註明「本法適用於台澎金馬」就好，不必在更改國土上下工夫，只要中華民國足夠代表台灣就好，不必在更改國號上下工夫。當統獨不再是相持不下的難題時，「新憲正名」僵局又如何會不迎刃而解？（1月20日於台北） .....2005-01-22【台灣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