誠如陳總統在五二○演說中，對族群問題所提出的：「當前的台灣社會確實存在認同與族群的嚴肅課題，我們不需要掩飾，更不能夠漠視。身為執政者，包括阿扁個人和民主進步黨，都願意率先反省、坦誠面對，並且尋求有效的化解。」陳水扁總統此次的連任，雖是僅過百分之五○選票半數當選，但是他總統的執政基礎與正當性是百分之百的、總統的職權與責任也是屬於台灣二千三百萬人民；他的執政邏輯與五二○就職演說，必須以台灣百分之百的族群與社群等社會關係去建構，真誠面對當下族群問題、消弭內部裂痕的社會整合，有其必要性。

把時間拉回到五二○就職演說前。面對大選後台灣內部的社會分歧，主要是族群問題，民進黨內各方力量，不斷嘗試就國家認同與族群問題進行和解與整合的動作。

反省新文化論述的兩個前提

或沈富雄立委呼籲民進黨放棄「愛台灣」作為立委選戰的訴求、或吳乃仁前輩所提擱置二○○六年制憲運動為選戰訴求；或部分青壯派黨籍立委所提「新文化論述」吸納中華民國體制象徵資本、由上而下的操作邏輯，在政治上接受中華民國國號國旗等，在文化上承認中華文化是台灣文化的核心，來修補此次總統大選後社會分歧的裂痕。

民進黨內各方力量在此議題著力，其良善的素樸初衷，可以理解。然而，前述各方論述的邏輯或其操作，須仔細考量並反身檢驗自身論述成立的先驗前提，特別是以下兩個問題：

第一、由上而下的文化操作，以圖解決社會內部的國家認同或族群問題，特別是以中華民國體制的各種象徵資本作為工具，此乃阿圖塞所言「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作為，這種機械式的文化、無異等同於政權的工具，更易陷入手段與目的之間，交互錯置的流弊。特別是與年底立委選戰的工具性操作相互連結，甚至邀請學者在中常會建構「五五％選票長期執政」的政治論述語言，更易被質疑，真是解決台灣內部族群分歧、進行社會整合、為人民利益為目的？抑或比照早年國民黨黨國體制建構虛妄的意識形態文化霸權，以鞏固政權的利益為目的？

第二、選後的台灣社會確實存在認同與族群的嚴肅課題，不能掩飾與漠視。然而，選後政治分歧造成的政治動盪現象，媒體政治的再現框架，把政治分歧的因果完全跟內部社會分歧的族群問題掛◆，一則過度強化族群對立的問題強度與急迫性，另則把當下族群問題簡化、完全等同於國家認同問題。實則，選後政治動盪，沒有嚴重性的族群械鬥或激情暴動，整個社會並沒有過度被捲入政治分歧的動員，教育體制、資本市場、社會生產也都在正常進行，台灣社會結構已分化到一個程度，呈顯成熟穩定的社會結構。更關鍵的問題是，媒體政治的議題產出，造成認識當下族群問題癥結、因應的族群和解處理方式，嚴重的扭曲與失真。

再次執政的民進黨，要認識與解決當下族群問題的思維模式，應揚棄全然從意識形態領域的象徵資本等著手，機械而單向地由上而下的文化操作，須先釐清族群問題在物質結構或社會經濟關係的真正癥結；也只有透過這樣認識論的框架轉換，才能真實發現與瞭解當下族群問題的脈絡。當下族群問題兩個特殊的變化

這次選後，族群關係兩個相當特殊的變化，讓外省族群在物質結構或政治社會結構的族群地位及生存條件，產生了劇烈的斷裂：

首先，這次選舉客家族群的投票行為在政黨認同上，出現較具規模的認同移轉的集體行為。這使得政治社會結構上、族群地位優劣順序的「階序關係」，再次發生變化。從解嚴之前，外省、福佬、客家、原住民族群地位的權力優劣，到解嚴之後，福佬、外省、客家、原住民的地位順序，在這次選舉之後，有變成福佬、客家、外省、原住民新階序關係的傾向。

再者，這是第一次，民進黨取得過五○％選票基礎的執政地位。過去流亡來台的外省族群，因為沒有土地與經濟資本，在求生存上、維繫社會關係與社會地位上，必須依賴國家機器與黨國體制的資源扶持，近五十年來的生存模式，在這次選後，外省族群第一次面對著前所未有的生存威脅，認知到過往依附體制的崩解逝去。

尋見實踐之路的真實亮光

此次選後，選票結果呈現五○％對五○％的情境下，面對三一九到四一○的政治分歧與動盪，泛綠政治菁英與支持者，集體出自於包容的沉默，顯現了高度的自制與寬容的氣度；從文化上來看，台灣移民社會的族群問題，已然走出過去前現代社會的各個族群為求生存、爭地盤的相殘械鬥。陳總統在五二○就職演說中，特別從第二波民主工程，以公民社會的建立以及國家共同體的再造，期許能發展更成熟、理性、負責的民主內涵，經由偕同參與、集體創造的土地認同與共同記憶，超越族群、血緣、語言、文化的侷限，來面對這塊土地上、族群與認同問題。

對素樸面對族群問題、嘗試消弭社會內部裂痕的黨內同志而言，該深切認知到的是，這當然不是陳水扁總統這次五二○就職演說，可以一蹴可幾的，也不是僅僅靠民進黨一黨之力、或者國家機器的單獨操作，就可以成就的。

從認識前述的族群癥結，建構族群和解、讓外省族群獲得安身立命的新社會關係，從陳總統五二○就職演說之後，承擔執政責任的民進黨須與內部社會多元力量間，透過互動辯證的過程、共同協力的行動，從意識形態領域與物質結構交叉進行族群和解與安頓的工程，走向和平共生的、更為成熟的新社會；從文化建構打造國家認同，走向新國家的工程，必然要在這樣實踐論的文化基礎上，奠立樓起的地基，尋見實踐之路的真實亮光。（作者為立法委員、民進黨中常委）

.....2004-05-24【台灣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