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台灣的媒體公民運動已經隱然成形。由於部份社區工作者鑑於大家的生活遭到惡質媒體的入侵，因而致力於推動媒體公民教育，召喚公民的主體性。例如，2004年苗栗社區大學發起「關（電視）機」運動，宣示「（要）當電視的主人，不是（作）電視的僕人！」目前媒體改革團體正互助合作，準備在全國各社區大學廣開媒體素養課程，邀請公民一起來解讀媒體，重新建構公民的傳播權。這一波的媒體公民運動意義重大。因為過去台灣的媒體改革運動（如1990年「開放電波」、1995年「黨政軍退出三台」與晚近的「公共化」運動）大多是以政治人物或學院師生為主體；這與一般公民的生活經驗有一段距離。

毋需仰賴他人自主性大為提高

然而，這一波運動是以公民為主體。在媒體改革運動的開展上，它至少有三項特殊意義。首先，媒體公民將以本身的生活經驗為出發點，來分析傳播問題。因為是從自己做起，由本身出發、動起來，所以自主性大為提高，也就比較不用仰賴高高在上的政治人物或媒體老闆。因此，在這個運動中，媒體公民的自主性提高了。其次，這個運動以社區公民為主體，較能根據社區的需求與價值，爭取到社區的支持。例如，苗栗的關機運動就根據社區的價值（如家庭、健康與溝通）來設計訴求（「關掉電視，重新思考家庭的價值」、「關掉電視，走出戶外運動去」、「關掉電視，想想我們需要什麼樣的媒體」），因而能廣泛獲得社區民眾、地方政府、商家的支持及共鳴。

再次，公民可作為運動的強力發動者及響應者。過去以學院師生為主要成員的媒體改革運動，往往少了社會的奧援，因而勢單力薄，無法有效對政治部門施壓。現在，如果媒體改革運動能以公民團體為主體，則將較能匯集社會力，要求政治部門進行改革。不過，媒體公民運動是否真能成形、深入民間社會呢？目前仍有許多限制。因為長久以來，我國媒體制度受到結構性的扭曲，擁有媒體的人往往將媒體當作私人賺錢的工具，並從這個角度界定媒體的社會意義。

作改革行動者勿成媒體奴隸

在媒體建構的迷思下，很多閱聽人可能以為，媒體本來就只是消費、娛樂的工具，媒體上的偏見或偏差無可厚非；某些閱聽人雖然已經認知到媒體的問題，但沒有機會進一步思考問題的成因；有的閱聽人雖然深知媒體的問題並感到憂心、痛心，卻還沒有彼此串聯、互通聲息。換句話說，散佈在各個角落的個人，還沒有聯合起來、匯聚成群、並轉換成集體的行動。因此，目前台灣民眾參與媒體改革運動的情況不算理想。在此，我們誠懇地邀請所有的公民支持媒體公民運動。因為，我們都知道，「黑心商品」會嚴重傷害生理健康；同樣的，在「黑心媒體」的捕風捉影、推波助瀾下，早已在社會上製造一波又一波的對立、衝突及誤解，長期戕害個人與社群的身心安康，它的毒害遠遠大於黑心商品。

因此，現代公民應了解媒體的問題與原因，進而成為媒體的主人。在公民具備解讀（毒）媒體的功力後，將可提高自身的免疫力，並由本身做起，從日常生活的「微權力」（micropolitics）著手，例如選擇性地接收媒體的訊息，而不是照單全收、來者不拒、葷素不拘、有毒的也買、黑心的照吃。公民還可以進一步團結合作，尋找解藥良方。例如，他們可以基於社區的價值與需求，深化媒體改革的論述，建構改革的方案，齊力向政治部門施壓，一起放聲向媒體說「不」。長此以往，應可改變「鉅型的權力結構」（macropowerstructure）。

總之，當公民意識到自身的傳播權並從事媒體改造時，較能累積改革的能量，匯集改革的力量。如此，公民作為改革的行動者、歷史的開創者，將有機會成為媒體的主人，而不是一再淪為媒體的奴隸。

（「媒體素養課程」相關資訊，請洽各社大或上公視網站www.pts.org.tw）

（作者是輔仁大學新聞傳播系助理教授、媒體改造學社成員） .....2005-02-22【台灣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