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文學的獨自性/陳千武
2004-09-16

什麼是本土文學來文學就是文學,沒有本土或非本土文學之分。像德國文學、法國文學、英國文學,並沒有主張德國本土文學、法國或英國本土文學必要。只有台灣文學(其實在台灣不僅文學、文化,凡是所有台灣本體的一切事象),自從中華民國政府佔領台灣之後,只會強調所謂「中華五千年的優秀文化」,抹殺了台灣特殊的歷史、地理環境延伸的文學、文化等一切業績,不論人民團體或發行雜誌,都不准冠於「台灣」二字,說台灣沒有文學文化,而全都屬於中國的一部份,連台灣人也不是台灣人,應該叫做中國人,比較殖民體制的日本皇民化更厲害而毒辣。

國民政府的反攻大陸統一中國政策,使在台灣的統一派文學家們順應政策,事事反對台灣的主體性,蔑視台灣作家們,自從日治時期於一九二二年新文學發軌到現在,所有文學創作作品都一概不承認,刻意排除之。好像台灣的所有文化文學都染有他們所謂的「日本文化毒素」,不消滅不罷休的情勢,裝蒜很冷淡。

譬如,統一派作家陳映真,於七○年代鄉土文學論戰之後,指責葉石濤等台灣作家的作品,太過於突顯台灣意識,而把「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文中的「台灣人民」,全部刪改為「在台灣的中國人民」,把台灣鄉土文學扭曲為「在台灣的中國文學」,還說所謂文學史其實是「在台灣的中國文學史」,並將台灣作家們冠上分離主義的帽子。

在如上述的情況之下,台灣作家們才突現強調「鄉土」文學,而主張愛台灣土地的「本土」文學的創作,突顯台灣獨自性的文學風格與世界各國文學並駕齊驅。「本土文學」這句話便如此形成了台灣獨特的固有名詞了。於是,本土文學創作的影響,一般民眾也逐漸認清自己做人的人格與存在的價值,而排斥受中國統一思想的枷鎖,邁開大步走向「本土化」的大道,建立了自然應有的人性尊嚴而自重。

這也可以說,「台灣本土文學」這一名詞,是獨裁殖民統治下的語言,針對極權優越感昏頭昏腦的統一派對立而抵抗的文學創作行為,具自由、民主、獨立濃厚的創作意義性。

台灣文學的發軌

台灣文學的開始,一般認為溯自一六八五年,明朝的官吏沈光文出海至金門,之後漂流到台灣來。是清朝初期,與季麒光等在地詩人數位組織「東吟社」,集體創作擊缶吟詩活動。而這種漢文舊詩的詠吟活動,經過清朝康熙、雍正年間,由大陸赴任的府縣知事、巡撫、舉人、進士等官吏,均由於詩學考舉及格,親暱台灣的自然風景、純樸民情,還有接觸原住民部落的風俗習慣等,都成為做詩文學表現的好題材。因此,在清朝二百多年統治期間,台灣的詩人墨客留下了很多漢文舊詩紀行文學的作品,均為台灣固有文學的寶貴資產。

例如,諸羅(嘉義)縣知事周鍾瑄,題為「蕃戲」的詩:

蠻姬兩兩鬥新妝

蝶躞花陰學舞娘

珍重一天明月夜

春來底事為人忙

詩意讚美原住民女性穿新裝修飾很美,有如蝴蝶在花陰下飛舞著,讓日日為人民政事忙碌的縣知事、珍重了一天明月夜的閒情樂趣。是表現台灣特殊風俗的抒情詩。

還有,一八九五年因戰爭被日本打敗的清國,把台灣割讓給日本。在日本軍隊進入台灣之前,雖然由台灣的官吏們組織了台灣民主國,但僅維持十日的壽命便不得不解散。官吏們紛紛攜帶貴重物品,逃離台灣逃去大陸。當時的丘逢甲進士即留下了有名的「離台」詩;

宰相有權能割地

孤臣無力可回天

遍舟去作鴟夷子

回首河山意黯然

詩指一國的宰相有權可以任意割地,但是我孤臣連回天(自己居住的地方)都沒有了。是否要乘小舟艇去作兇惡貓頭鷹的異族?回首看河山竟禁不住愁情而流淚……。

此後,台灣的漢語舊詩人們在日本殖民地統治下,繼續了活潑的文學活動,堅持了知識份子的尊嚴,抵抗殖民政策,參與文化協會的啟蒙運動,不分光面或暗面都繼續以詩文創作,努力提升文化水準經過戰後到現在,台灣各地方仍有漢文舊詩的結社存在。

台中文化城的本土文學

大家都知道台中人聲聲稱讚「台中市文化城」。可是,很少有人質問台中文化城的實質是什麼?文化城的由來在哪裡?有哪些文化人給台中留下了何種的文化?這些問題,做一個善良而有自尊心的台中市民,除了被有野心的利己政客施術塑造的「愚民」之外,所有市民都對自己生存的環境都市,持有熱情虔誠的愛心才對。至少對台中文化城的由來應有如次幾點的了解吧。

一、依照文獻記載,台灣府城的興建最早是諸羅城(嘉義)興建於一七○四年。而台中府城的興建卻遲於一百八十五年後的一八八九年(光緒十五年),但未建完成便被擱置下來。等到日本統治台灣於一九一二年才擬定市區計畫,建棋盤式市街,成為現代化城市,在外觀上已具文化城形式。

二、日治時期,台灣的漢語舊詩結社於一九二三年間約有六十多單位,到一九三六年即增至一百八十詩社。這些詩社在台灣互相串連吟詩集會,顯示了台灣智識人士詩文精神活動的特色。其中,北部「瀛社」,中部「櫟社」,南部「南社」形成代表性的三大詩社。而以台中為中心活動的「櫟社」,被視為地位最高最具分量的的舊詩結社。

因為「櫟社」的聯吟風氣最廣,詩人的心抱持著民族意識,透過集會和詩文創作活動,保存固有文化,也顯示了對殖民統治的反抗,表現具體深刻的一面。

「櫟社」成立於一九○二年,由霧峰的林癡仙、林幼春,燕霧大庄的賴紹堯三位名詩人創辦。參加社員遍及中部各地,如編寫〈櫟社沿革志略〉的潭子人傅錫祺、鹿港莊太岳、陳槐庭、南投吳步初、神岡呂敦禮,清水蔡惠如等,都是憂國憂時的有心人,也是領導地方的名紳,除了詩文學創作,也熱心參與當時的政治、社會、文化啟蒙運動,與台灣文化協會合同,吸收新的思想啟發民智,喚起民眾的自覺等,依據「櫟社」宗旨繼續活動了四十年左右。

不過,於當時的實況來說,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後,一直吸收世界先進國家的新文化思潮,鞏固了文化體制。可是,台灣文人仍然以舊漢語詩文,對抗先進的維新文化,確實難予抗衡。這使當時的和漢文學家們,深覺得十分無奈。

三、台中又是台灣新文學的發軔地。台灣人受日本殖民統治開始即接受日文語言教育,經過二十五年之後,於一九二○年《台灣青年》雜誌的發刊,促進了新文學的誕生。彰化縣人謝春木與施文杞,即於《台灣青年》出版的第三年,分別用日文及漢文白話發表新詩與小說,掙脫了台灣新文學最初的創作,內容具有深入社會性意義的作品令人感動。之後,乃於台中為活動聯絡中心,陸續有彰化縣籍的賴和、陳虛谷、王白淵、楊寫愚、翁鬧,南投的吳坤煌、吳坤成、巫永福、龍瑛宗、曾石火,豐原的賴明弘、楊啟東、曾璧山、呂赫若、張冬芳、林越峰,台中的黃衍輝、江燦琳、陳瑞榮、邱淳洸、吳天賞、陳遜仁、葉榮鐘、張深切、張星建、張文環、楊逵、葉陶、莊垂勝等,幾乎佔了日治時期新文學重要詩人作家的半數以上,均留有高水準與分量的小說、詩、戲曲,隨筆作品。其中呂赫若、張文環、楊逵、龍瑛宗等人的創作,均有突出的表現,獲得東亞國際文壇高深的獎章評價。無論得獎與否,上述詩人作家的創作成就,可以說本土文學發祥在台中,有其實質貢獻的明證。(待續) .....2004-09-16【台灣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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