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人注意，經過數十年的民主摸索後，台灣已經出現一種奇特的「民主奇蹟」，就是所有的民主大突破都是「由上而下」發動，而且都是在一段巨大壓力後「突然」推出。江南案的壓力使蔣經國解除戒嚴、報禁、黨禁、萬年國會。2000年大選的壓力使李登輝提出「兩國論」。2004大選的壓力則使陳水扁推出「一邊一國」、「320公投」。

由於「由上而下」，所以程序簡單，符合東方「只有一人有自由」的決策模式。由於「突然」，所以引起劇烈抗拒反彈。蔣經國、李登輝、陳水扁無不如此。蔣經國晚年的改革，至今仍不為正統國民黨接受，國親「懷念蔣經國」，是懷念那個獨裁者的蔣經國。李登輝任內的改革，被西方尊為「民主先生」，國民黨卻視李登輝為背叛「黨國」的千古罪人。陳水扁的「一邊一國」及「320公投」，同樣因為手法粗糙，導致中國乘間撥弄，而飽受內外夾攻。

典範轉移一次完成

但正如孔恩《科舉革命的結構》說的：「典範轉移」（決定性的改革）不是一點一滴形成的，是突然發生的，「必須一次完成」。也如同物理學家普朗克說的：「一項重要的科學創造（革命），很少是逐漸爭取和轉變對手而獲得的。掃羅變成保羅（指同一人突然由「反基督的掃羅」變成「使徒保羅」）是罕有的事。

如果沒有選舉的壓力，沒有「民意最後決戰」的壓力，台灣很可能根本沒有突如其來的「民主奇蹟」，更遑論日積月累的「民主辯論」。不要忘記，即使經過政黨輪替，台灣依然是一個投機及反動力量強過進步改革力量的國家，陳水扁自稱「算我運氣較好當選」，一點都非虛言。

因此，美國副國務卿阿米塔吉在北京說：「公投挑起了一些問題，美國要研究推動公投的背後動機。」美國政府各機關發言人也口徑一致，質疑台灣「為選舉而辦公投」。這些「動機論」其實是不必要的。台灣哪一次不是在巨大壓力下「突然」改革的？台灣的「民主奇蹟」本質便是如此。改革力量弱於反動力量的國家，改革的方式無不如此，每一次改革也無異一次革命，無異一次「典範轉移」。難道美國認為台灣有條件像美國一樣，經過媒體大辯論及國會聽證，然後決定如何改革嗎？如果台灣有這個條件，台灣民主派也不會對美國如此期望，又如此怕受美國傷害了。

誠然，說蔣經國、李登輝、陳水扁的民主改革是基於「歷史使命」，許多人未必能信。更實在的說法應是「順應形勢」及「公私兩便」。例如沒有林義雄的「核四公投」壓力，就不會催生「公投法」、「320公投」；沒有四年前的「兩國論」及李登輝後來倡導的「台灣正名」運動，就沒有陳水扁的「一邊一國」。

黑格爾有一個極生動的比喻。他認為史上所有偉大人物及偉大事件的產生，都是「精神」、「理性」（理性的上帝）的設計；「精神」及「理性」具有目的（「自由」的發展即其目的），所有歷史人物都是它們的玩物，那些人為各自的私利及熱情所刺激，為追求各自的目標（清醒或盲目）而互相鬥爭，「理性」及「精神」則藏在後面，「不受騷擾，不被侵犯，驅使熱情為它工作，自己藉助對方而發展，對方卻為此受損或遭殃。這可稱之『理性的狡獪』。」

偉大人物上帝工具

蔣經國、李登輝從民主改革得到什麼好處？沒有，他們不是被反動及保守人士咒罵，就是被開除黨籍，臨老受辱，只有留下歷史名聲及民主遺產，而這二者都是與現實利益無關的，都是犧牲換來的。至於陳水扁，也已說過「情願落選，也要辦320公投」。他們的作為，與其歸入私利動機，不如說是「理性的狡獪」，或更正確的說，是「上帝的工具」。

說到「理性的狡獪」，我想起春節期間重看一部老片《萬世千秋》（英文原名『苦悶與狂喜』），描寫米開朗基羅（卻爾頓希斯頓飾）與教皇朱利亞二世（雷克斯哈里斯飾）的互動。那正是文藝復興最輝煌期的一次偉大交會，兩人都體現了「文藝復興人」的理想執著及完美追求，惺惺相惜。但不幸的是，從另一個角度看，也就是在馬丁•路德及日耳曼人眼中，當時的教廷卻是墮落的淵藪。

1511年，馬丁•路德獲得神學博士前一年，懷著朝聖的心情參訪羅馬，結果他寫下：「很難相信那裡的齷齪到了什麼程度。如果有地獄的話，羅馬便是地獄。基督徒愈接近羅馬，就愈變壞。誰第一次去羅馬，他去找騙子。第二次，他染上騙子惡習。第三次，他自己成為騙子。」1517年，路德在威登堡大教堂門口貼出著名的「九十五條論綱」，點燃了轟轟烈烈的宗教大革命。

「理性的狡獪」正在這裡。1511年的教皇是「把教冠換成戰盔」的朱利亞二世，他既是教廷聲威的復興者，又是藝術的保護者。1517年的教皇則是羅致當時歐洲最多天才（包括達芬奇、米開朗基羅、拉斐爾）的利奧十世。當文藝復興在佛羅倫斯急速沒落後，尤其是朱利亞二世及利奧十世。利奧本身又是詩人及哲學家，是佛羅倫斯文藝復興盛世開創者及保護者麥迪奇家族最偉大人物羅倫佐的兒子。

民主改革竟成罪名

可是，在路德口中，二人卻是十惡不赦的基督教大罪人。如果不是「理性的狡獪」，誰能想像最有人文主義素養又最惜才兩位教皇（馬基維利寫「君王論」有正負兩個範本，一個是「超級大壞蛋」朱蘭大公，一個是「幸運與行動的代表」朱利亞二世），居然變成宗教大革命「火山爆發」的出氣口？

法國大革命的導因是路易十四、十五的揮霍及壓榨，托克維爾指出，路易十六政府已開始改革，而「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是開始改革的時刻」。宗教大革命相同。李登輝及陳水扁為「兩國論」、「三二○公投」付出的代價也相同，都是「前人（兩蔣）種禍，後人遭殃」。不改變現狀的「三二○公投」有什麼錯？卻要受到如此內外夾攻？台灣的民主改革有什麼錯？卻要被罵成「小偷」、「現行犯」？除了「理性的狡獪」外，台灣人找不出更佳解答了。

（2月5日於台北） .....2004-02-07【台灣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