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自稱「挺身而出的知識分子」，成立「民主行動聯盟」，推動新五四運動，發起「再啟蒙」新文化運動，宣稱要凝聚在野力量，遏止日益興盛的「民粹」與「極權」現象。乍聽之下，他們似乎是要與什麼「壓倒一切」的惡勢力對抗，拯救民主與文化。仔細再看，他們不過是一群時空錯亂的悲情人物，與「到站而不下車的兩位老人」連宋有異曲同工之妙。

這些過去在各行各業吃香喝辣的知識、文化菁英，大多有一點相同，就是在國民黨蔣家時代發跡。當時凡是不合於國民黨及蔣家尺度的人材幾乎全遭遏制，越有思想、越不服從的人越不幸。在真正優秀及有「知識分子」氣概的人投身民主啟蒙或台獨運動的六、七○年代及八○年代前期，許多「以順為正」的人卻能吃香喝辣，享受極權國家才有的特權榮耀。

高貴思想變舞文弄墨

如今，只不過實行了幾年民主，特權階級不再如此特權，這群過去「以順為正」的人物，就突然變成「知識分子」，要「再啟蒙」無知的（他們的意思是被李登輝、阿扁欺騙）百姓，要反「民粹」、「極權」，甚至連「甘冒禁忌、危險、死亡」這類驚悚用語都使出來了。

民主社會有那麼嚴重嗎？當然沒有。正是因為沒有，這群過去極權時代的懦夫才敢如此「忘情」表演，把自己當做打虎英雄—打的是廟宇中的石虎，把「民主」當做「民粹」、「極權」，盡情作賤。同時，「知識分子」、「啟蒙」這些過去何等崇高的字眼，如今也被他們當做媒體消費名詞使用，就像羅曼•羅蘭說的：「他們能夠把最高貴的思想變成舞文弄墨的玩藝，也能把最悲壯的熱情縮成流行領帶的尺碼。」

台灣知識分子被糟蹋

在大學時期，「知識分子的良知」、「啟蒙主義」這些名詞都曾使年輕人熱血沸騰，心嚮往之。但一碰到現實考驗，能通過這道「窄門」的就非常少了。1971年釣魚台示威之後，愛國熱情席捲台大，我適逢主持全校最熱門刊物《大學新聞》編務（原定總編輯盧生以課業太忙請辭，社長文榮光暑假時請我接任，但盧生又因政治因素緩辭，我只好暫時「代理」編務），親眼目睹社員由過去的幾人或十幾人成長百餘人，投稿的熱潮也空前絕後，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諸如：王杏慶憂國憂民但不知所云，黃光國好做「大而無當」的高論空論，趙少康則是典型國民黨打手，隨意扣人「中共、台獨同路人」。我萬萬沒想到，這些人竟在20年後躋身「大師」、「名家」行列。台灣的「知識分子」及「啟蒙」會被蹧蹋到這步田地，可謂其來有自了。

「繼承五四精神」是七○年代悸動校園的話題。我同樣萬萬沒想到，這些老東西今年又被搬出來，唬弄台灣人民。台灣人與五四基本上關係不大，因為當時台灣已受到明治維新及大正民主影響。而且五四有好幾個面向，當時還是北大學生的陶希聖在其回憶錄《潮流與點滴》中就說：「今日許多人心目中的五四運動，大抵是他們的假想，由於假想而易生誤解。」

台灣與五四關係不大

陶希聖把五四定位為純學生運動，「沒有任何校外的動力，並且任何學校都沒有教職員作主張。」「陳獨秀是文科學長，並未參加學生運動，學生大會裡更沒有他的影子。胡適此時到上海去了，根本不在北京。李大釗在北大圖書館，圖書館職員在學生中間沒有說話乃至交往的地位」。

一般所謂的「五四精神」分為愛國反帝與民主科學兩種。前者是正牌的「五四精神」，包含濃厚的無政府主義，大陸文革結束以後已遭進步人士揚棄。後者是「後五四精神」，是因五四運動而起。陶希聖說：「五四運動之後，世界上各種學術思想都向中國源源輸入，而學生青年們也都感興趣。於是五四以前初見萌芽的『民主與科學』口號才獲得滋長的機會。」

然而民主與科學並沒有在中國真正滋長。「五四精神」妨礙了中國人的成長，「救亡」壓倒了「啟蒙」。中國人該回歸的絕不是「五四精神」（救亡），而是「後五四精神」（啟蒙）。七○年代末期，我在海外，林毓生評五四的「偶像破壞主義」曾經風靡一時。我還記得，我的女兒生於1978年5月4日上午，當晚我拖著疲憊的身軀走回華盛頓校園時，討論五四的各項活動正在熱鬧登場。而另一個學者張灝，分析中國的幽黯意識，也說：「五四後期，革命的現象已經很普遍，主要是因為激化意識的出現。這激化把歷史的理想主義轉化為激進的理想主義」。「五四」這時已與「文革」連在一起，都代表過激及無政府主義。

須具備公民文化素養

1999年，余英時與史景遷在台北對談，余英時又說：「五四時代知識分子就像共產革命前夕的俄國知識分子，整天在變。有人指出，當時俄國知識分子早上是自由主義者，中什是布爾什維克的共產主義者，一會兒又變成斯拉夫民族主義者。陳獨秀最早崇拜的是俾斯麥統治的德國，後來又崇拜美國的杜威，最後變成共產主義的信徒。」

對於這種多變及共產極權的最後勝利，杭亭頓將之歸因於儒教與西方文明不相容，儒家無法適合當代民主。余英時不以為然，認為中國「19世紀末以來，最早擁抱西方民主概念的，恰恰是出身儒家教育的知識分子，如康有為、章炳麟、劉師培等人。」但當代新儒學之弊，正在把封建帝制及家父長社會的素樸民本想法誤認為民主思想，猶如把孔子大同理想誤認為現代人道世界主義。康有為及劉師培之熱中復辟，章太炎之熱中革命遠甚於民主，都說明了沒有「公民文化」（民主、法治）素養，中國人即使被迫擁抱民主，最後還會走回反民主老路。連、宋、王作榮、馬英九及新五四運動一批人都是活生生的例子。

民主是生活實踐知識

有兩段文字，正可做為新五四運動那群自命「再啟蒙者」的當頭棒喝。一段是傅柯與德勒茲的對談，傅柯說：「知識分子已發現，群眾不需要從他們獲取知識，群眾完全清楚掌握了知識，甚至比他們掌握得更好，而且群眾能更好的表達自己……」這正是民主社會公眾的特徵：民主不是知識分子的腦內分泌物，更不是他們高高在上的聖諭，民主是生活實踐的知識，越是具體生活的人，越能感受民主與不民主。

另一段是保羅•詹森《所謂知識分子》一書的結語：「民眾越來越相信，做為導師或榜樣，知識分子並不比古代巫醫更高明、更值得尊敬。在我們這個悲劇的世紀，有千百萬無辜的生命犧牲於揚言改善人性的種種計劃。我們得到的最主要教訓之一就是，要提防知識分子，不但要把他們與權力隔離開來，而且當他們試圖提供集體勸告時，他們應當成為特別可疑的對象。

務必提防偽知識分子

提防知識分子組成的委員會、聯盟，不要信任他們擁擠的隊伍發出的公開聲明，不要把他們就政治領袖及重要事件所做的判斷過分當真，因為他們不只缺乏獨立性與批判性，而且行為淪於固定模式，他們在自己所欲攀附的權貴面前毫無批判力，只會一味附和。這使他們對民眾非常危險，因為他們製造輿論潮流和正統思想，常導致非理性及破壞性。任何時候我們必須牢記知識分子慣常遺忘的東西：人比概念更重要。人必須擺在第一位，一切專制中最壞的就是冷酷的思想專制。」

當一群自命「再啟蒙者」告訴我們，他們要遏止台灣的「民粹」與「極權」時，請務必提防這些偽知識分子！（5月5日於台北）

.....2004-05-07【台灣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