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立委選後，陳水扁一直秉持合作、和解精神。這個精神在他提名謝長廷組閣，並強調未來的新閣是「協商內閣」、「對話內閣」、「安定內閣」後，達到最高潮。幾乎所有人都同意謝長廷是執行大和解政策的不二人選，因為多年的考驗已證明謝長廷有能耐接受「協商」、「對話」、「安定」的囑托。

信心流失無信賴感

而大和解的核心是什麼？謝長廷清楚點出了「信任」：政府及首長要累積人民對制度、對政府的信賴；朝野政黨要建立相互的信任。「台灣現在的問題是信心流失，大家都沒有信賴。」「沒有信心，什麼都不相信，（連別人送上的茶水也不敢喝），人會活不下去。」乃至協商、對話、安定也不可能，整個社會淪為人與人激烈鬥爭的霍布斯式社會。

而如何恢復或建立信任？謝長廷建議法案先推無爭議者，爭議越大者越需協調溝通，社會沒有形成共識前，行政院不會強行推動。至於正名，應先讓社會了解有何困難需要改名，而非為改名而改名。「我認為施政不應涉入高度意識形態，意識形態應讓它留在立法院，或民間社團、社會運動，要與施政分開，否則政府無法推行政務。行政部門要做的是一百人走一步的問題，而像李前總統等人則要處理一個人走一百步的問題，也就是啟蒙並帶動社會進步。」

忍辱負重耐操耐煩

把政府角色與運動者角色分開，這對為國家認同及修憲制憲鬧得不可開交的朝野（統獨）雙方，確實是最佳解套辦法。全世界現代化的國家，最終都要放棄軍人或革命者指導國家的非常態政府形式，進入協商改革的常態政府形式。而由革命者變成改革者或協調者，最大不同就是「忍辱負重」、「耐操耐煩」。所以杭亭頓才會在其成名作《變化社會的政治秩序》中，對改革者給予高度評價，說：「一個成功的革命者毋須是政治巨匠，但一個成功改革者卻非一流政治家不可。」

為什麼改革比革命困難（協調者比意識形態者困難）？我曾做過如下比較：「因為改革者要促成和解，廣植盟友，革命者卻造成分裂，各趨極端，並把社會一分為二，一邊是『進步』『愛國』勢力，一邊是『反動』『賣國』勢力。改革者要解決問題，由小而大，由近及遠，還要防止操之過急，社會動盪，革命者卻最喜社會動盪，現狀攪亂，如同毛澤東說：『天下大亂，形勢大好。』改革者是『抽換』舊樑柱，只能一根一根來，革命者卻是『摧毀』舊樑柱，最好一次推倒。」

沒有信任就無協商

類似這種改革者的困境，謝長廷在訪問中也提到了。他以核四為例，說「續建一旦成為既成事實，再停建就要付出更多代價、賠償，還包括一部分企業及民眾覺得政府政策搖擺，一下這樣，一下那樣，無法預測。社會信任是一種價值，經濟發展也是一種價值。非核、民主、法治、信任都是我們的基本價值，我們必須在基本價值能共存的情況下改革。」基本價值能不能共存，就是魚與熊掌的問題，也是改革者的困境。

不同基本價值要「共存」，必須經過協商，沒有共識就無法「共存」。更重要的，沒有信任就沒有協商，更遑論團結、安定。核四問題一如近年大選中的許多問題，早已形成嚴重社會信任危機，別說2000年政黨輪替後朝野本無信任，即使有些信任，經過幾次大選零和遊戲（互扣帽子、各顯神通）下來，也已蕩然無存。因此，當前大和解的核心，無過恢復及建立信任。甚至「民親合」這種在民主國家看似稀鬆平常的政黨聯合小事，在台灣都無異浩大工程，必須先從建立互信開始。

政黨合作、和解如同博弈遊戲，不是只有「利益衝突」或「人際衝突」問題，還包括「人際互動」問題。而「人際互動」，有待互相信任，才能取得最佳遊戲結果。例如「囚犯難局」，必須雙方都信任對方不會出賣自己，才可能做出雙贏選擇；而且雙方一旦相信「各有所獲」（即對方不會「不顧道義」），進退兩難的情況也會馬上消失，不合作的性質轉而變成合作性質。

失信於民萬事做不成

政黨之間如此，政府與人民之間也如此。《論語顏淵篇》子貢問政，孔子說：「足食、足兵（經濟及國防搞好）、人民信任。」子貢又問，如果不得已有所去取，何者為先？孔子說「去兵」，其次「去食」，因為「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自古以來人都難免一死，但一旦政府失信於民，什麼事都做不成。但願謝長廷內閣牢牢記住「信任」是一切施政及和解的核心。（1月26日於台北） .....2005-01-27【台灣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