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話說：「心慌不喝熱粥，跑馬不看三國」。因為在心浮氣躁時，熱粥會燙傷唇舌，在熱血沸騰時，複雜的三國演義無法入目。必須到平心靜氣，人才能虛室生明、衡情論理，面對同一碗粥、同一本三國故事，而有不同心境。扁宋會造成的本土陣營反彈正是這樣。

本土陣營對陳水扁的不滿分兩種人，一種覺得他「粗糙」的言詞過分傷人；一種無法接受中華民國為最大公約數。關於前者，陳水扁欠支持者一個道歉。因為越是對外和解（多數支持者並未反對「大和解」）時，越需小心安撫內部情緒。陳水扁顯然忽略了這點。關於後者，陳水扁無能為力。因為和解必須尋求共識，而「中華民國」顯然是扁宋的最大公約數。扁是中華民國總統，於理不能否定中華民國。

有人會說，「台灣」或「2300萬人福祉」才是最大公約數，「中華民國」可以存而不論。問題卻在，民進黨最初若干年不承認中華民國，到《台灣前途決議文》才首度承認，這是泛藍人士及其背後半數民眾最遺憾之處。承不承認中華民國，已成為統獨分歧的重要焦點。雙方要和解，也必須從這裡開始。就像對中共而言，「承認一中午麼都好談」，對泛藍人士而言，「承認中華民國什麼都好談」。也只有承認中華民國，台灣統獨各派才有和解及對話空間。

中華民國是現狀

有人會再說，以中華民國為最大公約數，其他「可能性」不是都被排除、否定了嗎？情況並非如此。最大公約數是指雙方的最大交集及重疊部分，雙方仍有各自發揮的非重疊部分，如「未來一台」、「未來一中」。何況「憲法一中」、「九二共識」都沒有在扁宋十點聲明中入列，十點聲明也完全不脫陳水扁「四不一沒有」範圍。獨派當年對「四不一沒有」既沒有群情激憤、風起雲湧，現在對十點聲明又何必過度反應？

事實上，統獨和解才是台灣內部最大、最根本的和解。李登輝繼承了中華民國十二年，陳水扁也繼承了四年，新一任期還是「中華民國總統」，要求李扁不承認中華民國，是說不過去的。理想與現實之間必須有所銜接，才不會成為空想的烏托邦。中華民國是現狀，哪怕它被逐出聯合國、被大國斷交、被中共否定，中華民國國民都不能自我否定。因為在「過去式」與「未來式」之間，一定要有「現在式」。拋棄了「現在式」，台灣的國格及主權即失去歸屬。如同「現在式」的中華民國需要台灣，台灣也需要中華民國—不包括中國大陸的中華民國。

更重要的，獨派以為中華民國就是「中國」，與台灣格格不入。這是他們的另一個誤解。統派信仰中華民國，至少與信仰中華人民共和國有所區隔，此「中國」未必是彼「中國」。如果獨派不讓台灣統派信仰中華民國，把他們逼到中華民國無法信仰（即中華民國在國內「岌岌可危」）的牆角，則統派就只剩下了信仰中華人民共和國（任何能代表「中國」的圖騰都好）一途。要統派信仰荒謬的中華民國（讓他們保有一個夢想），還是要他們信仰可怕的（對台灣充滿侵略及危險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責任在獨派手上。

長久以來，獨派將希望及重任寄託在民進黨、李登輝、陳水扁身上，是不夠務實的。當民進黨是社會運動（民主運動）時，獨派的寄望合情合理。當民進黨「意外」實現政黨輪替後，現實環境迫使它必須向中間移動，才能繼續改革或至少維繫政權。不只是扁政府如此，李登輝政府也如此，當年李登輝由政治光譜右端向中間移動，就像陳水扁今天由政治光譜左端向中間移動，都是形勢使然。毛澤東及高棉波布取得政權後還搞「一分為二」運動，不顧形勢，結果弄得全國動盪、民不聊生。

運動、治國有所不同

群眾運動大師賀佛爾分析群眾運動的開始與結束，指出運動要由思想家點燃，由狂熱者推動，由事業家型領袖收割。「事業家一出現，運動生氣蓬勃的階段就要終結了。教會的設立是宗教改革運動的停止。建功柱是結束動亂的標記。新政府的成立是民族運動戰鼓的尾聲。事業家把運動變成企業，如同希特勒說的：『一旦抓住現狀的人擠了進來，運動便大勢已去。』此時運動依舊關心弱勢者、受委屈者，但不是要他們與現狀作殊死鬥，而是鼓勵他們和現狀和解。運動指向遙遠的希望，藉此成為成功者的權力工具、受委屈者的鴉片。」

1981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卡內提也在《群眾與權力》一書指出：「一種宗教要傳播時，它面對所有群眾，每一個靈魂都是它拯救的對象。但當它成功後，它開始意識到群眾的危險性。相較之下，他們現在喜歡溫馴的羊群。他們也將目標放得極遠，遠在彼岸的世界，只要活著一天，就不可能進入。目標放得愈遠，希望就愈能持久。『擴張』原來是群眾運動的重要原則，現在卻為『重建』所替代。」

運動與治國有所不同，「遙遠的目標」也與短期可見的目標性質不同。民進黨已經在治國了，已經不是運動政黨了。獨派想要實現「地上的彌賽亞」，是不是應該更加努力，重新開始？（3月1日於台北） .....2005-03-02【台灣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