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0之後，國親新及所謂「第三勢力」，在媒體上，在凱達格蘭大道上，肆意發洩，煽動兩極對抗。但他們萬萬沒有想到，他們造成了許多支持者無辜受害。520之後，抗爭後遺症逐漸顯現：一位綜合大醫院院長說，憂鬱症及相關病例增加了。一位平日沈默寡言的朋友因「悲憤交加」，突然癌症復發病逝。我的一位嫂嫂則因參加總統府前抗爭，過度激動，原本輕微的癌症變成嚴重癌症。

無辜民眾受波及 政黨抗爭竟然波及無辜民眾，這當然不是民主政治常態。合理的解釋是，在野黨的得失心及嫉妒心太重了，挫折及失落引起報復的強烈慾望，「媒體政治」於是成為他們動員普遍仇恨的工具。海涅說「基督的愛做不到的事，共同的仇恨可以做到」，正是指此。

而仇恨不只傷人，也能傷己。一般民眾不了解「媒體政治」的卑劣性及表演性，特別容易受到挑戰，一旦抗爭未遂，仇恨情緒即可能反噬自己。群眾運動大師賀佛爾說得好：「一個國家中最不活躍的人群，是中間部分，他們被兩極的少數人—即最優秀和最卑劣的人所操縱、影響。歷史重大事業，往往由最優秀和最卑劣者騎在中間大眾頭上演出。而國家中的卑劣分子所以能發揮顯著影響，因為他們對現狀毫不尊重，他們不惜動亂破壞。」

這涉及到真相與假相的問題。政治人物中的卑劣分子把假相說成真相，要民眾相信。民眾則把假相當成真相，誤信政治人物。320之後的群眾激情就是這樣挑起的。所謂「選舉不公」及「槍擊造假」（「子彈門」小冊子），所謂「民粹」及「獨夫」等指控，不知包含了多少嫉妒與自欺！

失敗不承認失敗

人類是最容易自欺的動物，失敗不承認失敗，或不能接受失敗，於是找尋各種轉移藉口及替罪羔羊。培根著名的四種偶像說—「種族偶像」、「洞窟偶像」、「市場偶像」、「劇場偶像」，就是為了破除人的偏執及自欺。「偶像」在培根的意思中，就是指「假相」。

至於嫉妒，奧地利學者舍克名著《嫉妒與社會》更是描摹盡致：「嫉妒是一種有針對性的感覺。如果沒有做為目標的靶子，沒有選定的犧牲者，嫉妒就不可能產生。」「並不是每一種文化都有希望、喜愛、公正、進步這些概念，但幾乎每一種文化都有不能忍受他人地位、財富與聲譽的情緒。由於不能忍受他人享有這些事物，於是便以看到他人倒霉為滿足，儘管自己不能由此得利，也仍然高興。」「在那些受到嫉妒折磨最厲害的部落文化中，根本沒有『幸福』概念，也沒有『偶然』概念。」別人當選而自己落選，別人好運而自己背運，這肯定是連、宋、許（信良）等人「嚥不下這口氣」的重要原因。

然而，自己不承認失敗或不能接受失敗，卻要無辜民眾陪葬（尤其是自己的支持者），只有卑劣分子才做得出來。希特勒屠殺六百萬猶太人，死前遺囑竟稱他做了一件「好事」，發動世界大戰失敗，死前遺囑竟怪罪德國民族，認為全體國民「不值得活下去」。

連、宋嚥不下這口氣 這是卑劣。康德追求「絕對的善」，堅持人該行善，不能為了個人目的而把別人貶為工具；薩德相反，追求「絕對的惡」，認為自由就是「否定一切」，因此有《索多瑪一百廿天》這種他自稱「有史以來最不道德小說」的創作。薩德也是卑劣。

而連戰在週六國親律師團驗票研討會中改編大陸順口溜，調侃此次總統大選，說：「不到北京，不曉得官小；不到上海，不曉得錢少；不到台灣，不曉得選舉是這樣搞。」他竟把自己鬧出的笑話當成取笑台灣的笑柄，堪稱是卑劣了。許信良則於同日預言，2004年底立委選戰，泛藍恐怕會崩盤，他希望透過民主學校，喚起泛藍支持者投票熱情。這種為了突顯自己而先把別人唱衰的做法，同樣卑劣。

賀佛爾說：「人們往往依據最卑劣的人，去衡量一個種族、一個國家或社群。這雖然有失公允，但卻大有道理。因為一個社群的性格和命運，往往為其中較卑劣的分子所決定。」看到越卑劣的人在台灣越有媒體市場，影響力及破壞力也越大，賀佛爾真有可能不幸而言中了。

（7月25日於台北） .....2004-07-26【台灣日報】